受儒家思想影响及“忠厚”家风熏染的纯粹意义上的帮助，并不全代表着对受帮助人的成全，它有时会将滋生的罪恶、意外的诓骗、暴力的勒索和恶劣的后果一并带给施恩的人，甚至比“曹操杀吕伯奢”更为可恨，而我的父亲，恰好就经历了这样惨痛的一幕。
在“我是同乡介绍和帮助才得以在天津立足”和“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思想心态”的双重引力下，我的父亲对于从山东来天津创业的同乡往往来者不拒，雪中送炭，慷慨解囊、无私帮助的事情多的数不胜数。
父亲听说有山东同乡前来寻求帮助后习惯性地和对方攀谈起来，可对方决口不提“从事什么营生、地点选在哪里、还差多少本金”等细节性的事宜，张口闭口只给父亲说一句话：“我需要五千大洋。”
父亲隐隐约约察觉到这些人并不是来天津创业的，他们那种好似别人欠了他们钱的口气和除了钱不谈其他的可疑行径，让一度乐于助人的父亲开始警觉起来，在反复交流之后以父亲“让大家都再想想，第二天再谈”之类的话疑惑收场，可第二天要见面的时候，这些人只是留下了一个“将大洋送王某某处”的一个便条后便不知所踪了。
平生次遇见这样的事情，父亲虽然觉得荒诞可笑又疑点重重，但在外闯荡多年、见惯了形形色色的人的父亲并没有将这一反常现象放在心上，父亲把这件事停留在“或许是某些外地人或者不相干的人想来骗钱、没骗到钱后草草一走了之”的认识上，然后忙碌的工作节奏和雨点般的时间脚步将这件事情渐渐淡化在父亲的记忆里。
没想到这一小小的疏忽竟然带来了致命的灾难。某一日晚上半夜，一行人忽然开始敲祖父家的门，急促而粗暴的敲门声将熟睡中的祖父和祖母惊醒，“半夜敲门、不报姓名、动作粗暴”等种种迹象让爷爷形成了常识性的判断：这些人绝不是什么好人，不是地痞流氓就是江湖惯犯。
爷爷小心翼翼地以一句“你们是谁，什么事”相询，可只得到了一句“开门，我们找你有事商量”的回答，敲门声如拳头砸在墙上一阵比一阵猛烈，爷爷情知事情不妙，便将家里的八仙桌放倒在地作为防御，然后拿出家里的猎枪对准门口并对外边的人喊话：“这么晚了，你们要干什么？”而外边的人除了催促着赶紧开门之外别无他话。
一阵对峙之后的枪声打破了夜的寂静，外边的人迟迟等不到开门便开枪示警，气氛一度变得异常紧张，这伙人无奈之下便开始硬闯，冲破道门后开始冲第二道门，爷爷为了防卫便向他们开了枪，随后对方的人开枪还击。
每个略知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这段世界历史的人都会深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中国所遭受的苦难，外部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土地瓜分、武力入侵和中国内部的农民战争、革命起义及西学东渐一度敲响了封建王朝的丧钟，受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几度被推上毁灭的边缘，混乱的秩序和沦丧的道德如挥之不去的阴影般笼罩在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头上。《南京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辛丑条约》等的签订以及赔款和开放通商口岸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好比无数的针头插在人体动脉血管上抽血一样，使得本来就羸弱不堪的中国人民被进一步压迫甚至是掠夺，时代剧变下的战乱侵蚀及制度奔溃导致固有的出路被摧毁，一场被压迫下的反抗和拯救性的革命呼之欲出，我的父亲就在这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来到了这个世界。
把国内外动荡环境所带来的灾难照本宣科或者对号入座地强加到一个普通百姓的身上，难免有些牵强附会或过于较真，但大环境下的历史却是从局部浓缩或者延伸而来的，遗憾的是，我们每个自然人所感受到的大环境都是小地域、小范围的，但以小见大、从一个普通人的身上感受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却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至少一个人的经历不会被戴上形形色色的帽子从而发生扭曲，以此而论，任何一个小人物都是时空穿梭中的大历史，而我父亲一生的经历，就承载着这个特殊时期的历史变迁。